杨海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，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，中国哲学史学会孟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新编孟子正义”首席专家。著有《盈科后进——中国孟学史丛论》《文以载道：孟子文化精神研究》等。
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展出的《孟子注疏解经》。本报记者柴如瑾摄/光明图片
山东邹城亚圣庙。资料图片
从历史线索看，先秦重要典籍中有《孟子》，先秦诸子中也有孟子；到了宋代，《孟子》进入“十三经”，并进入新形成的经典体系——“四书”；此后，《孟子》成为“四书五经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充分说明《孟子》是一部具有重要地位的经典。
《孟子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？《孟子》是儒学高地上的高原，也是儒学高原上的高峰。今天讲座的主题是与大家共同讨论《孟子》，一言以蔽之就是“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”。
所谓“顶天”，主要讨论孟子的理论贡献；所谓“立地”，主要讨论孟子哲学中非常重要的“救”精神；所谓“做大丈夫”，主要涉及孟子思想的现代意义。讲座将通过这几个方面，对《孟子》这部经典作基本介绍。
“顶天”
所谓“顶天”，主要涉及孟子在“孔孟之道”这一思想传统中究竟作出了哪些贡献，以便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孟子思想。
我用四个词语来概括孟子对于“孔孟之道”的理论贡献：温故知新、推陈出新、破旧立新、综合创新。“温故知新”，主要表现为对“仁”的发挥；“推陈出新”，主要表现为对“仁义”的发展；“破旧立新”主要表现为对性善论、养浩然之气、孔子作《春秋》、距杨墨等四个方面的发明；“综合创新”，主要体现在道统论的发端。这四个概括都有一个“新”字，分别涉及“发挥”“发展”“发明”“发端”，说明孟子思想具有极为突出的创新性。
首先看第一项理论贡献：温故知新，孟子如何发挥孔子的“仁”。孔子讲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仁与礼构成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。通常来说，孟子与荀子分别对孔子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：孟子着重于“仁”，荀子着重于“礼”。因此，“仁”在孟子思想中具有怎样的意义，值得特别关注。如果对“仁”作一个较为通俗的理解，一方面指“人人相亲”，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；另一方面是指身心一如，强调身体与心灵的关系。孟子说：“仁，人心也。”又说：“亲亲，仁也。”同时说：“仁也者，人也。”我们把这几句话放在一起，可以简明地看出孟子如何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“仁”的内涵。如果仅仅停留于“仁”，孟子的理论贡献显然没有充分显示出来。
其次看第二项理论贡献：推陈出新，孟子如何发展“仁义”。关于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差异，一些思想家曾作过非常重要的概括。张岱年先生认为，孔子哲学的中心观念是“仁”，孟子的中心观念是“仁义”；梁启超指出，“仁义对举”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发展。清代桐城学派学者方宗诚在《论文章本原》中，从文章学角度讨论过《孟子》。研究孟子哲学的人对于这部书关注相对较少，但它对《孟子》各章有简明扼要的分析。方宗诚认为，扩充仁义是孟子论学的一大纲领，是“扩前圣所未发”。他还指出，每一部经典都有自己的宗旨，而阅读《孟子》，必须认识到其七篇二百六十章的核心思想始终围绕“仁义”展开。了解这些观点以后，我们还应当回到《孟子》本身。《孟子》开篇即是孟子见梁惠王。孟子一开始便说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后面又说：“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可以说，《孟子》一开篇就鲜明地亮出了“仁义”的旗帜。理解“仁义”，还必须注意朱熹的解释。朱熹说：“仁者，心之德、爱之理；义者，心之制、事之宜也。”这是儒学史上对于“仁义”二字极为经典的一种解释。所谓“仁者，心之德、爱之理”，就是说仁体现为内心的德性和爱的道理；所谓“义者，心之制、事之宜”，则是说义体现为内心的裁断以及事情的适宜。进一步说，仁与心爱相连，义与心事相连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，也都有自己的心事。由此出发，我们就能够逐渐体会到“仁义”并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概念，而是与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。因此，“仁义”是孟子推陈出新的重要体现。
也有观点认为，“仁义”二字并不是在《孟子》中第一次出现，《老子》《墨子》中都有类似表达；如果认为《易传》与孔子有关，那么《易传》也有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的说法。这些因素当然都需要考虑。从思想史角度看，二程更强调孟子在“仁义”问题上的开创意义。我相对保守一些，称之为“推陈出新”。无论如何，孟子对“仁义”的并举绝非简单的语言现象，而是其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的结果。《孟子》开篇第一章即鲜明地提出“仁义”，体现了孟子对于这一思想道路的高度自信。因此，从“仁”到“仁义”，正是由温故知新走向推陈出新。
再看第三项理论贡献：破旧立新。孟子如何发明性善论、养浩然之气、孔子作《春秋》和距杨墨呢？
第一，关于性善论。今天一提到孟子，我们几乎都会想到“性善论”。宋代叶适曾说，以性为善，自孟子始。程颐认为，孟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儒者，就在于他把人性问题说得更加明白。杨时也说，《孟子》七篇归根结底就是“道性善”。朱熹进一步认为，孟子道性善，是“扩前圣之未发，而有功于圣人之门”。现代学者徐复观对于孟子的性善论评价更高。这些评价最终都要求我们重新回到《孟子》七篇本身。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：既然我们普遍把孟子的人性论称为“性善论”，那么“性善”作为固定词组，在《孟子》中是不是反复出现？其实并不是。“性善”作为固定词组，在《孟子》中只出现了三次，包括我们最熟悉的“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”。另有两处也涉及“性善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孟子性善论最重要的一些章节中大量出现的却是“心”。例如“恻隐之心”“羞恶之心”“辞让之心”“是非之心”以及“仁义礼智”等。既然孟子最重要的理论创造被称为“性善论”，为什么在实际论证过程中，他却如此强调“心”？
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需要对性善论的基本含义作一个简单说明。性善论包括两个层面：一是性本善，二是性向善。所谓性本善，是从本体意义上说明道德实践何以可能，为道德实践确立一种超越性的根据；所谓性向善，涉及实际的工夫问题，也就是说明人在现实生命中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趋向善。“性本善”与“性向善”，构成了孟子性善论的两个层面。孟子说：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”人的本性趋向善，犹如水是往下流的，这说的就是“性向善”。孟子接下来又说：“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”人没有不善良的，犹如水没有不往下流的，这说的就是“性本善”。
那么，孟子讲性善论，最终要表达什么？最简明的回答就是：“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。”仁义礼智就是人的本性，它们又深深扎根于人的内心。我们可以进一步说：孟子所谓性善论，就是认为仁义礼智属于人的本性，具有善的性质；这种本性并不悬浮于人的生命之外，而是扎根于人的内心。徐复观在《中国人性论史·先秦篇》中指出：孟子实际上是以心之善说明性之善，即“以心善言性善”，也可以称为“即心言性”。这是理解孟子人性论的重要论证逻辑。谈到人性，我们自然会想到孔子所说的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可见，人性本来就是春秋战国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。如果不谈人性，孟子在哲学上就无法真正进入他所处的时代；但如果只是抽象地谈人性，而不把人性落实到人的内心，人性问题又容易变得虚无缥缈。孟子的关键贡献，就在于把性善论真正落实到人的内心：“仁义礼智根于心。”我曾概括说：“不论性，孟子在哲学上走不进他那个时代；不谈心，孟子在哲学上走不出他那个时代。”
性善论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。理解孟子，首先要理解性善论；接受孟子，首先要面对性善论。同样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特征，也不能绕开孟子的性善论。性善论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，需要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也需要简明扼要的解读方式。要常读且记住的要点，仍然是这三条：一条是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”，是“性向善”的佐证；另一条是“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”，是“性本善”的注脚；还有一条是“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”，可以视为打开孟子性善论之门的一把重要钥匙。
第二，关于养浩然之气。性善论蕴含着生命的力量，而这种力量进一步表现为养浩然之气。冯友兰曾指出，“浩然之气”是孟子独创的名词。后来随着孟子影响不断扩大，这个词变得越来越常见。但在先秦文献中，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孟子思想特征。孟子说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公孙丑追问何谓浩然之气，孟子回答：“难言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即使孟子也承认浩然之气并不容易用语言说清楚。后面孟子作了进一步解释，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：“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”所谓浩然之气，是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，由一次次正义行为不断积累而形成的，而不是偶尔从外面袭取、模仿而来的。浩然之气不是一次行为，而是在千百次具体实践中逐渐养成的道德力量。我曾经这样概括：浩然之气是道德之气，也是道德境界。它不仅是孟子道性善、做大丈夫的生命体悟，更是中国古代哲学内圣外王、涵盖乾坤的一种思想创新。道德境界并非天然完成，而是“集义所生”。只有经过一件件事情的千百次磨炼，道德主体才可能真正养成浩然之气。“气养浩然”，既是个人提升生命修养的大事，也是凝聚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。
第三，关于孔子作《春秋》。“五经”包括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关于孟子与“五经”的关系，二程曾说：“知《易》者莫如孟子。”有意思的是，《孟子》并没有直接提过《周易》，因此孟子与《周易》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二程又说：“知《春秋》者莫如孟子。”孟子讲过“春秋无义战”，又说“王者之迹息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孟子明确提出“孔子作《春秋》”，如“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”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。这一判断对于后世影响非常大，例如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，就认为孔子作《春秋》。当然，也存在反面的看法。《春秋》曾被王安石称作“断烂朝报”，梁启超也曾将其比作“流水账”。近代疑古学者钱玄同据此认为，孟子为了抬高孔子的历史地位，赋予了《春秋》过多的意义。这种批评虽然是在质疑孟子的观点，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“孔子作《春秋》”这一说法的历史影响确实非常深远。孟子关于“孔子作《春秋》”的论述，体现了其破旧立新的理论意识。
第四，关于距杨墨。孟子把“距杨墨”看得极其重要。他认为历史上有四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：前三件是大禹治水、周公兼夷狄、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第四件就是自己的距杨墨。进一步分析，可以发现这几件事有深层的古人价值逻辑：大禹治水，意味着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积极作为；周公兼夷狄，体现时人对华夷关系的认识；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象征仁人志士能够威慑乱臣贼子；孟子距杨墨，意味着他所认同的真理终将战胜谬误。欧阳修认为，战国时期杨墨之道十分流行，而孟子正是通过阐明仁义来回应并消解杨墨之道，从而使儒家思想继续发展。朱熹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：孟子发明四端，好比“安社稷之功”；孟子距杨墨，则如“捍边境之功”。也就是说，孟子既要建立自身的哲学体系，又要回应外部的思想挑战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应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。后来一些思想家尝试调和孟子与杨墨。这里不谈杨朱、墨子的完整哲学体系，只看他们的一些生活经历及其人格形象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杨朱面对歧路而哭，墨子看到白丝将被染成不同颜色而悲。阮籍后来概括为：“杨朱泣歧路，墨子悲染丝。”每当读到这些材料，我都会产生一种感慨：人生之中，歧路很多，选择极难。像杨朱那样面对歧路而哭泣，又有何不可？像墨子那样因为白丝将被污染而悲叹，也并非毫无意义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另一种“杨墨之道”或可视为普通人的人生哲学，也能回应普通人的一些生命困惑。因此，在讲孟子距杨墨时，我愿意保留这种对杨朱、墨子的同情性理解。
第四项理论贡献：综合创新，即孟子如何发端儒家道统思想。《孟子》最后一章讲到尧、舜、汤、文王、孔子，也谈到孟子自身。我们需要把《孟子》的一头一尾两章联系起来看：首章讨论“义利之辨”，末章讨论“道统之传”。义利之辨中的“义”是什么？就是仁义。道统之传中的“道”又是什么？仍然是仁义之道。因此，“仁义”为什么在孟子思想中如此重要？因为《孟子》开篇就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展开义利之辨，而结尾则把仁义之道置于更宏大的历史文化时空中，讨论这一思想传统如何代代传承。所以，《孟子》第一章与最后一章实际上形成了首尾呼应，而贯穿首尾的正是“仁义”。
为什么说道统思想属于孟子的综合创新？“道统”二字并没有直接出现在《孟子》中。后来的韩愈根据《孟子》最后一章发展出了道统论。宋明理学兴起以后，道统论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地位。陈寅恪先生曾指出，韩愈的道统论与《孟子》最后一章具有密切关系。如果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放在一起看，这种关系更有意思：《论语》最后一篇《尧曰》，讲尧、舜、禹、孔子，《孟子》最后一章讲尧、舜、汤、文王、孔子；《荀子》最后一篇又叫《尧问》。宋代王应麟注意到了这三者之间的共同特点。从思想贡献的角度看，孟子的道统意识具有一种综合创新的意义。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来说，我们讨论思想创新，应当特别关注具有标识性的概念、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以及能够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。道统论正是一种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理论创造。
“立地”
下面来看“立地”。我想从孟子“救的哲学”这一角度对此说明。《孟子》只有三万四千多字，“救”字出现的次数并不算多。如果把相关内容串联起来，我们会发现“救”可以成为理解孟子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。
我把孟子的“救”概括为三个故事和两个层面：三个故事是救小孩、救大嫂、救父亲；两个层面是救天下、救自己。在特殊情形下，“救”首先要坚持什么原则？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八个字：生命第一，人性第一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则首先要修身养性、做好自己。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安顿好，才真正有能力去帮助别人、担当天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救自己属于“内圣”，救他人、救天下属于“外王”。
第一个故事是救小孩。孟子说：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”，一个人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即将掉进井里，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。这是孟子论证性善论最重要的案例之一。《孟子》原文并没有直接说一定要伸手救这个孩子，但后来的思想家往往把这一层意思补充了出来。在“救小孩”的故事里，“生命第一、人性第一”体现得最为鲜明。这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中的一句话：“我杀死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原则！”如果把这句话拿来理解孟子的这个故事，我们也可以说：我救的不只是一个孩子，我救的是一个原则——性善的原则。
第二个故事是救大嫂。相比“救小孩”，这次故事的附加条件多了。大嫂首先是女性，而且是兄长的妻子。这个记载所处的时代，有一条重要的礼仪规范，就是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。大嫂落水，生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：如果不救，她可能失去生命；如果伸手救，又违反了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规范。对此，孟子的回答非常明确，认为坚持“生命第一、人性第一”的原则，即便是对当时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规范，在此特殊情形下也要置之不理。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任何规则都有其适用范围，规则也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特殊情形。在某些特殊情形下，如果一味坚持规则，反而会伤害人的生命和基本的人性。这正是“救大嫂”故事的社会学意义。
第三个故事是救父亲。孟子设定这个故事的情形更加复杂：天子的父亲杀了人。按照法律，即使是天子的父亲，也应当交由司法官员处理。但孟子随后又设想：作为儿子的天子，在父亲被捕以后，偷偷进入监狱，将父亲带走，然后放弃天下，与父亲逃到海边生活。这个故事非常复杂，一般也把它看作孟子预设的一个思想实验。孟子为什么偏偏设置这样一个极端的情形？其背后涉及的是“亲亲相隐”。“亲亲相隐”的思想，可以追溯到《论语》。孟子的“救父亲”，进一步展开了“亲亲相隐”的伦理问题。孟子能够提出“救父亲”这样一个思想实验，体现了古人的哲学智慧：在最极端的情形下，亲情究竟应当处于怎样的位置？这是哲学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。
再看救天下。孟子所讲的救天下，就是“救民于水火”。同时孟子说，一杯水无法真正解决车薪之火，治理天下必须具有足够的力量与能力。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，各国围绕土地、人口等展开激烈竞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孟子反对以无止境的欲望来驱动战争，坚持以仁义作为政治原则。这是孟子“救天下”的基本思想背景。孟子又说：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？”这种强烈的担当意识，是孟子政治哲学十分鲜明的特征。
再看孟子的救自己。孟子讲救天下，最终还要回到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：救自己。如果不能先救自己，又如何救天下？所以，救小孩、救大嫂、救父亲、救天下固然重要，但更根本的是救自己。“救”必须以道为本。孟子关于“救自己”的言论很多，比如“日攘一鸡”故事：一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，别人指出这不是君子所为。小偷说他先改成每个月偷一只，到明年再彻底不偷。孟子说，如果已知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，就应当立即改正，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？真正的自救，首先就是在认识错误以后立即改变。再如“齐人一妻一妾”故事：齐人每天从外面回家都是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，他的妻妾起初以为他是在与富贵者交往，后来跟踪发现他是在外面乞讨残羹剩饭甚至到墓地上取食祭品，回家后却向妻妾炫耀自己的社会交往。通过这两个故事，我们可以明白：真正的“救”首先就是自救。知道错误，就应当立即改正；没有相应能力，就不能以虚假方式包装自己。这正是救自己。孟子的“救”哲学，从来不是悬浮在现实之外的抽象思辨，而是一种现实使命。
“做大丈夫”
“做大丈夫”这一主题，主要涉及孟子思想的现代意义。我认为，孟子思想对于现代人的意义，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：心态要审美化、世态要道德化、生态要自然化。
第一个方面是心态的审美化。这涉及人与自身的关系，其中非常重要的是“无欲则刚”。“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。”美好的人性与对于善的追求是孟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我们也需要思考：既然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，那么我们的心中是不是只有仁义礼智？当然不是。孟子还说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。”这句话表明，欲望同样存在于人的内心。一方面，仁义礼智根于心；另一方面，欲望也存在于心。二者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张力。如果把“心”比作一个有限的空间——当然，这只是一种便于理解的机械比喻——那么，欲望占得空间多了，仁义礼智发挥的空间就可能少了；克服那些多余的欲望，战胜贪得无厌的欲望，由此获得的自由，是一种道德境界上的自由，也是一种能够“气养浩然”的自由。孟子还说：“充实之谓美。”这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“美”的一个经典定义。人的生命如果真正充实，就具有一种美。审美本身带有超功利性质。因此，所谓心态审美化，最终仍然要求我们认真体会孟子讲的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和“充实之谓美”。
第二个方面是世态的道德化，涉及人与社会的关系。孟子讲的五伦，具体是：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五伦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，构成了每个人现实生活的社会空间。与此同时，世态道德化又不能停留在家庭范围之内，还涉及整个社会的“平治天下”。《大学》讲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也是一种由内圣通向外王的思想结构。《论语》说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，就是处在什么位置就思考与这一位置相应的责任。《论语》反复强调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。《孟子》有云：“位卑而言高，罪也；立乎人之本朝，而道不行，耻也。”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，承担的工作也不同，但有一个“位置”几乎所有人都有，也有一件事几乎所有人都需要面对，那就是孝敬父母。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，其中引用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触动：“只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。”我们在各种社会角色中最普遍的一重身份，就是作为子女。随着生命的展开，我们会逐渐发现，家人很重要，尤其是父母。在世态道德化的问题上，孝敬父母可以说是具有“第一义”的地位。
第三个方面是生态的自然化，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其中最重要的是“万物生长”。我们可以说孟子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，但不宜简单地说孟子已经建立了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体系。孟子生态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：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这里涉及三个层次：亲亲、仁民、爱物。“亲亲”，首先是爱自己的父母和亲人；“仁民”，是将仁爱进一步扩展到百姓；“爱物”，则进一步扩展到自然万物。朱熹认为，亲亲、仁民、爱物虽然各有层次，但都要从“仁”这一根本精神出发来理解。孟子的生态思想从人的伦理生命出发，逐渐扩展到社会与万物。因此，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对于理解生态自然化非常重要：从亲爱父母开始，然后扩展到关爱百姓，最终扩展到爱护自然万物。如果提升到哲学层面，就是宋明理学常讲的“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”，二程、朱熹、王阳明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讨论过这一思想。人与天地万物形成一种生命共同体意识，正可以视为生态自然化的一种哲学升华，也是值得不断追求的精神境界。
小结
今天的我们读《孟子》，既要能够“顶天”，读懂性善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大天命；也要能够“立地”——读懂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”的大担当。唯有做到顶天立地，我们才能逐渐接近孟子提倡的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人格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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